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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赢面纵横谈(一)

18-06-18 14:48    作者:清议    相关股票:

清议:中美贸易赢面纵横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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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一向是世界经济萧条的重要起因之一,甚至是世界大战的推手。历史还告诉我们,自由贸易,无论是单边的还是多边的自由贸易,都在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正面角色。不过,善于“反者道之动”及中庸思维的中国人,应当深刻意识到,与其在两个极端游荡,不如两头下注,既勇于捍卫多边自由贸易,又高度警惕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的过度损害。

 

贸易保护主义与意识形态一向是一对孪生兄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由他挑起的单边关税行动,丝毫没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创新,充其量是1981年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升级版,但这只能加速保守主义的失败,顺便搭上加速削弱美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代价。

 

中国可以坚决说“不”。美国过去是核讹诈,现在是贸易讹诈。中国过去赢了,现在也会赢。赢的理由在哪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冷静思考显然胜过民粹主义心结。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由来

 

一切要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说起。

地理大发现虽然在早期充满血腥与奴役,但最具历史意义的还不是后来的甘蔗种植园与烟草贸易,而是美洲白银供给大爆炸。据世界体系学者德国人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供的数据,14931800年,世界85%的白银出自美洲。美洲出产的白银75%流入了欧洲,余下的大部分借助马尼拉大帆船流入东亚及中国,而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再有40%被商人装船运至南亚及中国,其中流入东亚和南亚的白银又通过亚洲的内部贸易最终流入了中国,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银货贸易”。

重商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最初的重商主义风向标无疑倾向于自由贸易,确信金银(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并以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货币,强调一个国家货币越多越富有。其拥护者目睹了葡萄牙与西班牙透过垄断海上贸易而快速崛起,目睹了荷兰与英国借助东印度公司后来居上的过程,也目睹了欧洲上流社会(之后又延伸至中下层社会)凭借“银货贸易”尽情享受来自中国的丝、茶、瓷等消费品的生活风尚。

 

但随着流入欧洲的白银再流向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重商主义的风向标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政府应当禁止金银的出口,以此满足国内经济的需要。不能不说的是,重商主义在西方贸易保护史上的杰作,便是十七世纪初叶促使欧洲执政当局纷纷采取了限制白银流失的政策,加上美洲白银出现短期供给瓶颈,亚欧之间火爆的“银货贸易”戛然而止,以至于不久便爆发了世界性的十七世纪危机。而在这场危机的另一端,明朝(公元13681644年)一度旺盛的白银供给被切断,糟糕的是明末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导致之前充沛的白银供给过度囤积在财政体系,于是,明朝快速走向衰落,不久便灭亡了。

 

伴随英国海上贸易的崛起与早期工业革命的萌芽,重商主义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基于国际分工与各国比较竞争优势的新自由贸易理论。这应当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萌芽,但其发端则来自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描述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好处。从这一点看,说柏拉图是自由贸易主义的祖师爷一点都不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将自由贸易主义的触角延伸到了利率层面。据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在他被誉为“新国富论”的《国富国穷》中的叙述,亚当·斯密认为,即便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在当时已经超越了百年帝国荷兰,但荷兰依然比英国富有。他发现,荷兰公债的利率为2%,私人贷款的利率是3%,这两种利率都比英格兰大约低了一个百分点,同时荷兰的工资也明显高于英格兰(这与目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情形一致)。他意识到荷兰的经济将减速,原因则是荷兰的资本将会不断流入英国。果然,到了18世纪,荷兰人就把大笔的钱投入英国和法国的基金,投入英格兰银行,以及东印度群岛与南海股票。这最终在成就英国工业革命以及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这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战的真正起源是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一战发生在欧洲,但其中不乏美国因素。自南北战争结束后至一战爆发之前,美国经济尤其是农业和制造业发展迅速,不仅超越了英国,并且眼看就要超过英、法、德三国GDP合计。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1870年美国GDP仅为836亿元(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下同),英国同期为1000亿元;到了1913年,美国飞速增长到5174亿元,是当年德国GDP2.18倍,英国的2.3倍,法国的3.58倍。鉴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天然的贸易伙伴关系,美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挤压了昔日欧洲列强的生存空间,于是在欧洲内部展开了愈演愈烈的单边贸易保护及殖民地争夺,并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仅仅从时间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不是大萧条的起因。但这并不能排除贸易保护主义是大萧条的起因这一判断。为应对一战结束后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美国国会于之前的1922年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由此导致1923年到1929年间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上升到38.2%

 

准确地说,同样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只是加剧了大萧条,或者说导致美国开始进入后萧条时期。正是由于这一不幸的后果,美国朝野展开了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面声讨,并最终出台了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凭借这一法案在贸易领域打开的局面,美国很快结束了后萧条时期,不仅当年便实现了GDP的转跌为升(1933-2.1%19347.76%),并由此进入大萧条后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1年(1934-1944年)。在一定程度上,美国1934年转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与欧洲诸国延续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间形成的反差,也是二战的重要起因。

 

1947年设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的最重大打击。缔约国在多边贸易框架下展开多伦削减关税的谈判,为实现贸易自由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世界贸易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获得了十几倍的增长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从1948年的36%降到90年代中期的3.8%,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期降至12.7%。

 

再后来,关贸总协定被世贸组织(WTO)所取代,中国开始加入其中。世界贸易因为中国的加入而再度换发了勃勃生机,但同时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快速膨胀的外汇储备也逐渐成为重要贸易伙伴关注的问题。

 

以上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下一回,我们将讨论特朗普向美国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发起的单边关税行动究竟是基于怎样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发现,特朗普对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丝毫贡献,充其量是对美国自1981年以来右翼倾向明显的里根主义或保守主义做了一个小小的创新。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还将谈到,即便如此,特朗普也不能挽救保守主义,反而会加速其再次被取代,同时被取代的恐怕还有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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