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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彼岸值得生存的哲学(四)

18-07-28 08:19    作者:一只花蛤    相关股票:

原创: 姚斌    一只花蛤的价值投资 
018年7月1日 文/姚斌

布莱恩·阿瑟的玻璃房经济

圣塔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对于玻璃房经济的研究。这个概念由布莱恩·阿瑟主导。在玻璃房经济中,经济作用者不是数学变量,而是作用者,是陷入相互作用和偶然事件的一个个实体。这些实体会犯错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它们有自己的历史,就像人类一样不受数学公式的支配。当然,从实际出发,它们比真正的人类要简单得多了。传统经济学总是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却不能解释经济学中的动力现象和变化。与强调收益递减率、呆滞的均衡和尽善尽美的理性化的传统经济学不同,圣塔菲强调的是收益递增率、有限理性、进化和学习的动力。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易于用数学操作的假设上,而是力图创建在心理上符合情理的经济学模式。他们不把经济看做是某种牛顿式的机器,而看做是某种有机的、可适应的令人吃惊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不把世界当做深埋在冻土层的某种呆滞的东西来谈论,而是学会怎样把世界当做平衡在混沌边缘的一个具有动力的、永恒变化的系统来谈论。

经济就像生物环境一样:永远在进化、变迁;永远在探索新的发展领域。但是传统经济学却习惯于用观察蝴蝶的办法来研究问题,他们把蝴蝶钉在厚纸板上,把它摆平衡,然后再仔细观察它们,而不是让它们在你的身边自由飞翔。如果事物并不会重复出现,如果事物并非处于均衡状态,我们的经济学家该怎么说呢?约翰·霍兰以气象学来说明这个问题。天气从来不会是一层不变,从来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天气。我们对一周以上的气候基本是无法事先预测的,但我们却能了解和解释天上的各种天气现象,能够辨认出像锋面、气流、高压圈等重要的气象特征。我们能够理解气象动力,能够理解他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在局部地区产生不同的气象状况。尽管我们无法对气象做完全的预测,但是气象学仍不失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的本质在于理解和诠释,而这正是圣塔菲希望对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做的贡献。就像气象学能够了解和解释锋面一样,圣塔菲对具有动力的社会现象也能够理解和解释。

霍兰认为,生态系统、经济体系和社会的所有这一切,都在依循达尔文的相对论原则运行,每个人经常不断地在与他人相互适应。一个特定的生物体的存活和繁衍的能力有赖于它跻身于怎样的生存空间、它周围都有什么别的生物体、它能得到什么样的资源,甚至于它以往的历史也有关。这个观点很重要。进化生物学家用一个名词来表述其重要性:生态系统的生物体不只是演化,而是共同演化。生物体在共同演化的无限复杂之舞中,经常在循环往复、相互追逐。从表面上看,共同演化像是一片混沌,但其产生的结果却一点儿都不混乱。在自然界中,花朵靠蜜蜂来帮助受精繁殖、蜜蜂靠花蜜来维持生命。猎豹追逐吞食瞪羚,瞪羚则能从猎豹的爪下逃生。共同演化产生了无数能够完美地相互适应、并能适应于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在人类社会中,共同演化之舞产生了同样完美的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存之网,比如像同盟与竞争以及供求关系等。这正是玻璃房经济学的动力之源。共同演化是任何复杂适应性系统突变和自组的强大力量。

共同演化在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阿玛托·拉帕波特的“针锋相对策略”里得到了生动的表现。针锋相对策略以合作开局,但从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策略,实行了胡萝卜加大棒子的原则。它永远不先背叛对方,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善意的,它会在下一轮对对手的前一次合作给予回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宽容的。但它会采取背叛的行为来惩罚对手前一次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强硬。而且,它的策略极为简单,对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是简单明了的。这就是说,好人,或更准确地说,善意的、宽容的、强硬的、简单明了的人,确实总是赢家。针锋相对的胜利对生物进化和人类事务所具有的深刻含义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策略能导致社会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在最无望的环境中的合作。比如,真菌从地下的石头中汲取养分,为海藻提供了住食,而海藻反过来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无花果的花是黄蜂的食物,而黄蜂反过来又为无花果树传授花粉,将树种撒向四方。

在圣塔菲,除了生态系统外,他们还创建了其他三个模型:股市模型、免疫系统模型和贸易模型。其中股市模型就是布莱恩·阿瑟的“人工股市模型”。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假设的所有的经济作用者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这种理性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陷入投机性的炒作和崩盘,股市最多只会由于对各种股票预期的最新信息而稍有波动而已,股票交易大厅也必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但事实上,股票交易大厅几乎成了一个失控之地,形形色色的泡沫和崩盘在大起大落,横扫交易大厅,就更别提人们的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以及狂喜和聚众闹事欲念搅成一锅粥的情状。

如果有个火星人订阅一份星际版的华尔街日报,读完报纸后也许会认为股市是一个什么活物。在有关股市的报道中,记者总是用描述心里的词汇来描述股市:股市极度紧张不安、股市萎靡沮丧、股市信心十足。布莱恩·阿瑟说,用圣塔菲的方式来模拟股市似乎是唯一能够解释股市的方法。在人工股市模型中,作用者可以在其中自由买卖,随着他们对贸易规则的掌握,我们会看到各种市场行为突现出来。布莱恩·阿瑟观察到,每当价格达到三四十美元时,作用者就开始相信,如果股价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会继续看涨,买进股票。而当股价跌到二十五美元时,就会发生正好相反的情况:作用者都会尽力卖出股票,这样对股市看跌也立即形成。这正是股市出现泡沫和崩盘的道理。

多伊恩·法默的新热力学第二定律

多伊恩·法默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大自然中的自我组织,后来转向混沌理论,但不久对混沌理论又厌倦了。因为他认为混沌学最基本的理论已经探索尽了,其研究前沿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并且混沌理论本身也并不深刻。混沌理论解释关于某种简单的行为规则如何产生令人吃惊的复杂动力现象,但除了这些美丽的碎形图景外,很难解释生命的系统或进化的根本性法则。它也无法解释这些系统如何从随机无物开始,自组发展成复杂的整体。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回答法默的问题:宇宙在永不歇息地形成秩序和结构。

当有人说,生命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反映时,法默认为,这是与热动力学第二定律背道而驰的。这个想象中的法则将能够对突现做出严谨解释:当我们说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因为鸟类可以顺应邻居的行为而聚集成群;生命体在共同进化之舞中既合作又竞争,从而形成了协调精密的生态系统;人类通过相互间的买卖和贸易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而创建了市场这个突现结构。一群群的作用者通过不断寻求相互适应和自我完整而超越了自我,形成了更为宏大的东西。

于是,法默提炼出“关联论”。关联论指的是一个由“连接物”相连的“节点”网络所代表的互动作用者群。在神经网络中,节点—关联物结构非常明显。节点相当于神经元,关联物相当于连接神经元的突触。就好比将货物船运到少数几个沿海城市港口,然后让无数辆运输车通过高速公路将这些货物运往内陆城市。但如果这些关联股的布局不尽合理,那么这个网络在被激活后很快就会落入一个自我统一的型态,就相当于识别这样一幕:“这是一只猫!”而且即使输入数据非常噪杂、非常支零破碎,或就此而言,即使有些节点已经烧焦了,这个网络也同样会采取行动。关联论的概念说明,即使节点和单个作用者是毫无头脑的死物,学习和进化的功能也能突现出来。这个概念非常精确地为一种理论指明了方向:重要的是加强关联点的力度,而不在于加强节点的力度。这就是朗顿所谓的生命的本质在于组织,而不在于分子。

但是,关联论模型却不能揭示新的第二定律的全部奥秘。首先,它们无法描述在“节点”既聪明又能够相互适应的经济、社会领域或生态系统中,突现现象是怎样产生的。要了解这样的系统,就必须了解共同进化之舞中的合作与竞争。这就意味着,要用共同进化的模型来做研究。但关联论模型和共同进化模型都没有揭示为什么会出现生命和心智这个根本的问题。能够产生生命和心智的宇宙是怎么回事?整个宇宙充满了突现的结构,比如银河、云彩和雪花这类仅仅是物理的、没有任何独立生命可言的物体。这其中一定还另有道理,而假设的新的第二定律将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何在。

朗顿在分子自动机中发现的混沌边缘的奇异相变,似乎提供了一大部分答案:使生命和心智起源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介于有序之力与无序之力之间的某种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观察它由什么组成的。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系统时,就会发现存在秩序和混沌这两个极端点。这个类似于原子被锁定于一处的固体和原子相互随意翻滚的流体之间的差别。但在这两极的正中间,在某种被抽象地称为“混沌的边缘”的相变阶段,我们会发现复杂现象:在这个层次的行为中,该系统的元素从未完全锁定在一处,但也从未解体到骚乱的地步。这样的系统既稳定到足以储存信息,又能快速传递信息。这样的系统是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的有生命的系统,它能够组织复杂的计算,从而对世界作出反应。朗顿的发现也许具有普遍的意义。考夫曼在他的基因网络也发现了相变:如果关联点太稀疏了,整个网络基本上就会处于冻结和静止状态;如果关联点太稠密了,整个网络就会剧烈翻搅,呈完全混乱状态。只有处于两者之间,当每个节点只有两条输入时,整个网络才能产生稳定的循环。自动催化组也是如此,当参数进入某个领域,自动催化组才会启动。

法默认为,在生态和经济系统中,我们对如何准确定义诸如秩序、混沌和复杂这些概念很不清楚,就更别提定义它们之间的相变了。但尽管如此,混沌的边缘这个法则也总让人感到某种真意。以前苏联为例,现在的事情已经很明显了,用中央集权的办法来控制社会不会有好结果。从长远来看,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体系过于僵硬呆滞,对社会的控制过于严厉,所以无法维持下去。或也可以举20世纪70年代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为例,这几家汽车公司发展规模过大、过于刻板地锁定在某种特定的运行方式中,所以很难认识到来自日本的挑战在不断增强,要对这一挑战作出回应就更是力不能胜了。

而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也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前苏联的某些地区在苏联瓦解之后,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放任自流的社会体制是行不通的。狄更斯小说中的英国工业革命,或更现代的美国储贷的崩溃,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常识,更不用说还有最近政治经验所提供的启示:一切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都必须保持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保持某种软弱无力的、平庸的、中间道路似的平衡。这就像活细胞一样,它们必须在反馈与控制之网中调整自己,但同时又为创造、变化和对新情况的反馈留有充分的余地。在自下而上组织而成的、具有灵活弹性的系统中,进化油然而生。但同时,在该系统中自下而上的活动必须导入正轨,使其无法摧毁组织结构,进化才有可能。混沌边缘上的复杂动力,似乎是这种进化行为的理想解释。

但如果一个系统尚未达到混沌的边缘,那么我们就会期望学习和进化功能能够推动它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如果这个系统正好在混沌的边缘,那么我们就希望学习和进化功能能够在该系统趋于脱轨时将其拉回原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学习和进化功能能够使混沌的边缘变成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稳固家园。混沌的边缘就像是一片无穷薄的膜片,这是一个产生从混乱中分离出秩序的复杂行为的特殊领域,就像海水表面只不过是以一个水分子的厚度来分隔水与空气那样,混沌的边缘也如海洋的表面,浩渺得无边无际,作用者可以在这之中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来尽显其复杂性与适应性。新的第二定律的核心更多的在于指明方向,而不在于描述机制:进化常常导致是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精巧、越变越具有结构这个貌似简单的事实。云彩比大爆炸后最初的瘴气更具有结构,初始原汤比云彩更具有结构,而我们的人类则比原始初汤更具有结构。从这个事实上推论,现代经济比美索不达米亚城邦要更具有结构,就像现代技术比罗马时代的技术要先进发达得多一样。

学习和进化功能,似乎不仅仅只是把经济作用者缓慢地、时续时断地、然而却不可阻挡地拉向混沌的边缘,而且使作用者沿着混沌的边缘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我们很难阐述清楚生物学中的“进步”的概念。当我们说一种生物比另一种生物更高级时是什么意思呢?以蟑螂为例,它存在的时间较之人类要长几百万年,作为蟑螂,它们已经进化得非常高级了。我们人类是比他们更高级呢,还只是与他们不同罢了。6500万年前我们的哺乳类祖先真是比凶残的霸王龙高级呢,还只不过是因为幸运地躲过彗星陨落的劫难?缺少对“最适”的这个概念的客观定义,“适者生存”就变成了“生存者生存”的赘述。并不是进化造就了我们,用更加宽广的眼光来看待进化的完整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不断精巧化、复杂化和功能强化的总趋向。较之最早期的生物体和最近期的生物体之间的差别而已,T型车和法拉利车之间的差别简直不值一提。尽管这令人费解,但进化的设计从总体上来说确实趋于“质”的不断提高,这正是最令人入迷、也是最深奥的全面解释生命现象的线索。

法默的新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终与自动催化组殊途同归。自动催化组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转变为一个新的、突现的个性,从其均衡的背景中脱颖而出,解释了生命的起源。所以,法默说,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我们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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