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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韦斯特的公司科学

18-08-16 05:43    作者:一只花蛤    相关股票:

原创: 姚斌    一只花蛤的价值投资 
2018年8月8日  文/姚斌

杰弗里·韦斯特是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他潜心研究数十载,经过反复试验和求证,终于形成了《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这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他找到了解构复杂世界的简单逻辑——规模法则。在他的眼中,规模成为衡量世间万物的不变标准,利用规模法则,复杂世界变得可量化、可预测、清晰明了且极度统一。规模法则阐明了从生命体到城市、从经济体到公司的生长与衰败都离不开其自身规模的制约,并与其规模呈一定比例关系,遵守统一的公式。这一算法框架不仅为人类思考未知世界提供了难得的简单法则,而且能解答不同生命体的生长极限之谜,优化城市发展架构并找到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从初创到卓越的生长曲线。

所谓的规模法则就是规模缩放。规模缩放是指一个系统在规模发生时如何作出反应,如果规模扩大一倍比如一家公司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规模缩小一半比如一家公司又将如何?规模缩放和可缩放性,就是如何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以及它们所遵守的基本法则和原则。城市、公司、动物、植物、我们的肌体,甚至肿瘤,在组织形式和功能上存在惊人的相似度,每一方面都呈现出普通主题的精彩变化,这表现在它们的组织、结构和动力学有着令人吃惊的系统的数学规律与相似性上。韦斯特认为,规模缩放能够使人们深刻理解临界点、相变、混沌现象、夸克的发现、自然界基本力的统一和宇宙大爆炸后的进化等背后的驱动力。规模和规模缩放是高度复杂、不断进化的系统的通用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尽管进化动力学中天生便存在难以预测的情况和偶然性,但生物体中几乎所有最基本、最复杂的可量化特征,都以一种非常简单和规律的方式随着规模的变化而发生缩放变化。将规模法则导入公司研究,就形成了一门独特的“公司科学”。比如,在销售和市场领域,收入均超过5000亿美元的沃尔玛和谷歌,是不是销售额不足1000万美元的小型公司放大版?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如同生物体,公司遵照简单的幂律按比例缩放。同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公司会作为规模的函数呈亚线性规模缩放变化。从这个意义说,公司更像生物体。公司的规模缩放指数为0.9,生物体的规模缩放指数为0.75。与生物体相比,公司会围绕精确的缩放指数出现更多的变化,尤其是在公司发展初期要在市场博得一席之地时。尽管如此,其典型行为出人意料的规律性仍然表明,即使存在多样性和个体性,公司的增长与运行也要遵守超越其规模和商业领域之外的普遍限制及原理。

对生物体而言,规模缩放构成了生长停止和成熟后体型保持稳定直至死亡的基础。公司同样遵循类似的生命历史轨迹。这就是说,公司在成立初期迅速增长,但在成熟之后便会逐渐停止,如果能够存活下来,它们相比GDP而言将最终停止增长。在初创阶段,许多公司都要受一连串的创新思维支配,因为它们要努力优化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然后随着它们的增长,以及变得越来越稳定,公司产品的开拓空间越来越窄。与此同时,它们需要建立起烦琐的行政机构和管理组织。很快,在高效管理如此大型、复杂机构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下,规模经济和亚线性规模缩放下的创新思想,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停滞与衰亡。美国上市公司中有一半在10年内便消失了,极少数公司公司存活到50年,更别提100年了。

随着公司的不断增长,它们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线性化,这部分是源于市场力量,同时也受到自上而下的管理和官僚机构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僵化后果的影响,而这一机制被认为是运行现在传统公司所必需的。改变、适应、重塑,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公司的增长和死亡曲线与生物体的生长和死亡曲线相似,两者都显示出系统性亚线性规模缩放、规模经济、受限生长和有限寿命的特点。生物体和公司的死亡率相同,无论其年龄或生存年限如何,无论它们有多么强大,无论它们做了什么,上市公司都以相同的速率通过并购、破产等方式死亡。

规模法则可以支撑不同系统的网络结构优化的结果,源自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所内在的连续反馈机制。传统的分析将每一家公司都被视作一个独立的、独特的实体,通常不会考虑到它的系统性行为或其与全局的关系。但韦斯特认为这种方法需要通过通用法则和系统性行为的普遍性和简约性,从而能够反映出塑造整体行为的大背景和主要力量,而特定的模型则只能反映每一家公司的个性和独特性。韦斯特的分析数据来源于标普会计数据库包括1950-2009年近60年间在美国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所有28853家公司。该数据库包括标准会计核算标准。

韦斯特对公司比例标准的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果和结论十分引人瞩目,为理解公司的普遍结构和生命历史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些指标是每一家公司最主要的财务特征,也是他们财务状况和健康与否的评测基准。研究显示,公司的确按照简单的幂律呈比例变化。它们呈比例变化的幅度与平均行为之间的偏差要大于生物体。从统计学角度而言,公司是近似比例变化,相互之间都是具有自相似性的:沃尔玛近似于更小的小型公司按比例扩大后的版本。即便其方差会更大,但这一比例变化结果仍然揭示了公司规模和发展动态中的显著规律性。

公司比例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关键的指标都像生物体一样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这表明,公司更像生物体,更加受到规模经济,而非规模收益和创新递增的主导,这对它们的生存历史,尤其是增长和消亡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亚线性比例变化意味着,公司最终将停止增长并消亡,这个景象是首席执行官们决不愿意看到的。一家公司的可持续性增长最终是由其利润或净收入推动的,它被定义为销售额或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差额;支出包括工资、成本、利息等。为了维持长期的增长,公司必须最终盈利,部分利润要用作向股东支付红利。他们可能会和其他投资者一起购买更多的股票和债券,帮助支持公司未来的增长和健康发展。当然为了理解它们的普适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忽视红利和投资——这对小型年轻的公司而言十分重要—并将重点聚焦在利润之上,这是推动大型公司增长的主要因素。

有趣的是,进化动力学在公司演变中会展示一种变异。它们开始时呈亚线性变化,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最终转变为呈近似线性变化。从数学意义上说,线性比例变化会导致指数级增长,这是所有公司所努力追求的。这又表明,为何从平均意义上说,经济会持续成指数级扩张,其原因在于市场的整体表现事实上是其所有组成公司的增长表现的平均值。尽管这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是一个好消息,但对每一个独立的公司却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跟上指数级扩张的市场的脚步。因此,即使一家公司呈指数型增长,这可能仍不足使其幸存下来,除非其扩张速度至少要与市场保持一致。这一原生的公司“适者生存法则”便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

更大的好消息是,年轻公司维护支出的非线性比例变化,受到投资和远大于自身规模的贷款能力的支持,使其能够快速增长。由此一来,公司的理想增长曲线便有着与生物学中经典的S型增长相同的特点:开始时相对快速,但随着公司规模的增长以及维护支出转变为线性增长,增速便开始放缓。然而与生物学不同的是,前者的维护成本不会转变为线性增长,而公司则不会停止增长,但会持续呈指数级增长,尽管其速度更加适度。这就是说,所有年轻的公司很快便脱离了起跑线,并迅速增长,然后增长逐渐减缓。而幸存下来的成立已久、更加成熟的公司则持续增长,但增速则缓慢的多。然而,平均而言,所有幸存下来的公司最终都会步入稳定但又缓慢地呈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在经历过年轻时的迅速增长之后,几乎所有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最终都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其中许多公司的“鼻子”才刚露出水面,这是一个危险的状况,因为如果来了一场大波浪,它们很可能就会被淹死。即使利润呈指数性增长,更不用提遭受损失,如果无法跟上市场增长的步伐,公司还是会变得非常脆弱。如果一家公司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无法经受市场内在的持续波动以及自身财务状况的波动,这种脆弱的局面便会进一步恶化。市场中一场稍具规模的波动,或者在错误的时间发生某些意料之外的外部冲击,就会给收支恰好平衡的公司带来灾难性后果,带来收缩和衰退,公司或许会复苏,但在严重的情况下,便会导致公司灾难性的消亡。

许多公司是通过并购而消失,而非因为清偿或破产而消亡。有一个有用的定义是,利用销售额作为公司生存能力的指标,即如果它依然在新陈代谢,它就存活着。因此,“出生”的定义便是公司首次报告销售额之时,“死亡”便是不再有销售额之时。根据这一定义,公司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过程死亡:当经济和技术条件发生改变时,它们或许会分裂、合并或清偿。虽然清偿通常会导致公司消亡,但更为普遍的原因则是通过并购而消失的。数据显示,在1950年以来美国公开上市的28853家企业中,截止2009年,共有22469家公司已经消亡。其中有45%被其他公司并购,只有9%破产清算,3%被私有化,0.5%经历了杠杆收购,0.5%被反收购,剩余的则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消亡。研究显示,在1950-2009年间出生和死亡的公司中,幸存公司的数量在公开上市后便迅速减少,不足5%的公司存活时间超过30年。在50年内,死亡公司几乎占到了100%,其中50%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便告死亡。作为一家公司,要想存活下来真是太难了。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些结果取决于公司所属的产业。例如,与信息科技,交通运输或金融业相比,能源产业的动力学和竞争力市场力量或许完全不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了类似时间框架内的类似指数的生存曲线,无论它们处在什么行业,也无论它们消亡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大约一半的公司存活时间超过10年。衰亡的指数特征是,当任意时间的死亡率与存活数量呈直接比例关系时,指数便会出现。也就是说,在任意年龄,相同时间段内死亡的幸存者比例都是相同的。假如我们将时间段设定为一年,那么拥有5年历史的公司在6岁之前死亡的比例与50年历史的公司在51岁之前死亡的比例是相同的。换句话说,一家公司的死亡风险并不取决于它的年龄或规模。

有人可能会认为,数据仅覆盖了60年的时间,存活时间超过这一时间段的公司将自动被排除在外。实际上,事实比这更糟糕,因为韦斯特的分析只包括那些在1950-2009年间出生和死亡的公司,那些在1950年前出生,2009年的仍然存活的所有公司都被排除在外,这可能会导致寿命预期中的系统性偏见。因此,韦斯特需要一个更加完整的分析,将那些被删减的公司包括进来,它们的寿命至少等于或超过它们在数据库中显示的时间段,这其实包括一大批公司,在已经覆盖的60年间,6873家公司在2009年年底依然存活。幸运的是,还有一则成熟的复杂方法论存在,被称作“生存分析”,恰好是被发展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生存分析是医学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论,用于预测经历了治疗干预的病人在测试条件下的生存概率。韦斯特利用这技巧对标普公司会计数据库中所有公司进行了详细分析,包括那些此前被删除掉的公司。结果显示,与此前的预测仅略有不同。美国上市公司的半衰期大约为10.5年,这意味着无论在何时上市,都会有一半公司在10.5年时间内消失。

公司显然存在出人意料的生物性,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们的死亡是产生创新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过程来自“创造性破坏”和“适者生存”。正如所有生物体必须死亡以使新生物绽放一样,所有的公司都必须消亡或改变,以使新的创新变种能够繁荣发展。公司的高流动性,尤其是持续的并购是市场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这意味着现在看上去战无不胜的谷歌和特斯拉最终也将消亡。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应该哀悼任何公司的死亡,这是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我们只是应该关心那些因为公司消亡而受到影响的人的命运,无论他们是工人还是管理者。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保持不变。理查德·福斯特曾经写了一本书《创造性破坏》,因为他对复杂性科学感兴趣,便加入了圣塔菲。他研究了500强上榜公司发现,在1958年,一家公司有望在标准普尔500强公司榜单上停留61年,而时至今日只能停留18年。在1955年的《财富》500强公司榜单中,只有61家公司在2014年依然在榜单上。这意味着12%的生存率,其他88%的公司则因破产、被兼并或因表现不佳而跌落到榜单之外。生存分析告诉我们,应该只会有极少数的历史悠久的公司存在。对这一理论进行外推并结合数据,韦斯特预计,一家公司能够延续存在100年的概率只有45%,而延续存在200年的概率仅为10亿分之一。不要对这些数字太过于较真,但它们的确让我们感受到公司长期生存的比例,并对揭示已经形成了数百年公司的特点提供的有趣的洞见。全球至少有一亿家公司,如果它们都遵守相类似的动力学,或许只有大约4500家公司能够幸存100年,但没有任何公司会幸存200年。

但是,确实有许多公司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不幸的是,针对这些特殊例子,除了所知的许多历史事件,并没有任何容易理解的数据集或任何系统性的统计分析。即便如此,仍然能够能够从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公司的普遍特点中了解到有关于公司长寿的某些有益的结论。它们大多数规模不大,在高度专业的利基市场中经营,如古老的客栈、葡萄酒酿造厂、啤酒酿造厂,糖果店、餐馆等。它们与标普公司会计数据库和标普以及《财富》500强榜单中的公司类型不同。与这其中的大多数相比,这些特殊公司得以幸存并非是因为多样化和创新,而是因为持续的小众、专注的客户群生产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产品。许多公司都是凭借声誉和连贯性得以长期存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公司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市场力量的正反馈和开发新领域、新产品的长期战略需求之间求取平衡,前者会强烈鼓励继续沿用经市场检验行之有效的产品,而后者或许是有风险的,不会立即带来回报。大多数公司都是短视的、保守的、不支持创新或风险观念的,乐于安全躺在功劳簿上,这或许是好的方法,因为这能够确保短期收益。由此它们会变得越来越一维化。多样性的减少,再加上公司处于临界点的困境,都是公司的韧性下降并最终迎来灾难的指示。当公司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况时,通常都为时已晚。重新调整、彻底改革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昂。因此当一场规模足够大、出乎预料的波动变化或冲击到来时,公司便会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并容易被收购或干脆宣告破产。这如同黑手党所说的“死亡之吻”。这就是韦斯特的“公司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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