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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民营企业难的症结何在?

18-10-17 14:00    作者:钮文新    相关股票: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而是2010年之后就发生了,而今天民营经济出现的问题,也是那时开始不断量变到质变积累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核心和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错配。

我们必须意识到,2010年起,中国开始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执行的是紧缩货币政策。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组合。当然,2010年给定的历史背景是“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如何退出?我认为,应当从财政端退出。因为,当时经济增长过快、CPI上涨过快均因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财政过于积极所致,也就是说,投资增长过快拉动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投资增长过快拉动信贷和M2上涨过快。但无论如何,CPI、信贷、M2这些与金融相关的指标增长过快皆因财政投资、政府项目增长过快所致。既然如此,退出也应该从财政端退出,只要延缓项目审批,只要把原工期计划稍微拉长,财政投资增速下降,贷款和M2增速自然回落,而且CPI也会因原材料需求减少而自然回落。

 

但很遗憾,我们依据货币主义理论,选择了从货币端退出。这就构成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组合,这是个严重的错配。我们当年就指出,如何积极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长期实施,必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大量政府项目需要占用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此时货币和信贷同时收紧,必然导致一般性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资金枯竭,从而导致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官方说法是‘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严重弱化。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当年的判断。比如,2012年开始,“高利贷风波”开始在温州发酵,大量民营实体企业把资金抽出来冲进小微金融的高利贷,这也是中国金融短期化、脱实向虚的第一波;此后,姜你军、蒜你狠登场,畸形的商品炒作风靡全国;更严重的是,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弱化需要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地“更加积极”,尤其是2014年之后,中国GDP增速频频出现“断崖现象”,而每次都需要政府加大投资予以托底,实际上,国有企业负债过高与此密切相关。中小企业过长时间告贷无门,最终必然演化为“不干了”,而凸显“国进民退”的现象。在我们看来,这实际都是宏观经济政策错配的后果。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错配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货币政策回归中性之后,错配程度已经降低,但并未彻底解决。但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表述本身看,错配依然存在。

 


我们的问题是:中性货币政策是否考虑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需求?我们认为,中性货币政策必须首先包括支撑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的需求,然后再是货币中性安排。如果中央银行无视积极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巨额占用,而简单以总量指标(M2或社融增速)去看待货币中性,那民间信贷需求必然无法摆脱过紧状态。

实际上,当下市场现象也说明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尽管“收短放长”的货币操作可以从长期增加信贷供给,但短期看,按照中性货币安排之下,中小民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依然故我。因为,长期信贷被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占用,而留给中小微企业的只能是又短又贵的金融资源,这也是为什么民营实体经济深感货币过紧,期盼央行予以宽松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而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安排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货币供给问题:首先,需要计算清楚积极财政政策“对货币信贷的年度需求”,这部分是刚性的需求,必须确保;其次,除去积极财政政策所需货币信贷之外,再看其他一般性企业发展需求,对这部分需要做出中性或略偏宽松的安排。我们坚信,两项加总之后所体现出的货币供给总量会大于当下水平,但这不是宽松货币政策,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总之,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不能允许“积极财政政策吸干金融资源而使民间企业告贷无门”的现象继续发酵,不能允许中国主动性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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